加利福尼亚州首次设立劳教所，然后在进入该州的高速公路上安排警卫以遣返那些试图入境的穷人。在亚特兰大市，那些寒酸的外来人会被带到富尔顿县做30天苦力作为惩罚
大多数美国流浪者还是第一次加入这样的队伍。他们是失去产业的佃农，是遭遇了三年干旱而放弃土地的农民，是从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贫困年轻人——他们被叫作“封锁”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非常高。四处奔走是美国的传统，他们喜欢说：“忘记我们的遭遇，只要你想取得成功，就一定可以变得更好”、“我正在努力”以及“你的叔叔达德利快要成功了”。一个失业的人往往会开着破车，带着家人，不问目的地，乐观地踏上找工作的征途，最终，仍然穷困潦倒，背井离乡。
这个社会群体里包含各种各样身份的人，从大学毕业生到从没有见过校舍的孩子。孕妇、生病的婴儿、无子女的年轻夫妇、被迫下岗的中年人。国家不安定，人民就难以安稳。我们想起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现在我们就是‘大萧条’时期的游牧民族。
每一个城市领救济品的队伍里一定会有穿着体面的人，地方法官从来不知道谁会因为被指控流浪罪，而被带到他们面前。一位被告人曾在布鲁克林的一块空地上睡了46天，他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毕业生、土木工程师，曾为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另一位则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生活在已被政府征用的阁楼里，每天看着自己以前的菜谱，黯然神伤。
中产阶级衰落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修建加利福尼亚州水库的那些打工者中，竟有农场主、牧师、工程师、学校校长以及密苏里州一家银行的前行长。
晚上敲你家门的流浪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一年前爽快地给你批过贷款的人、在你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的人，或曾经是房地产龙头企业的副总裁”。
在纽约巴比伦的长岛上，警察发现一名注册护士快饿死在一个私人住宅的枫树林里，她已经在一堆旧衣服和废纸中躺了整整两个星期。
斯坦贝克当时身处乡间，如果身处城市，情况就更糟。托马斯·沃尔夫常上纽约市政厅前的公共厕所，看着人们一边为了抢马桶而争吵，一边从他们破烂的大衣口袋里掏着面包屑或腐臭的肉末。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夫人还记得，当她的丈夫成功将那些男孩“带出货运车厢，开始正经工作”时，他那兴奋的喊声。青年无所事事，这也正是流浪者问题的实质。
但在1932年，就算你不是黑人，流浪者的生活也充满艰辛。蹲监狱经常被视为享福，正如米切尔对参议员科斯蒂根所言，当流浪者受到要被逮捕的威胁时，他们会嘲笑警察说“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那里有食物和睡觉的地方”。
胡佛总是以夫人卢为荣，因为她能流利地讲5国语言，曾经是美国女童子军首领，她亲手铺的餐桌是白宫历史上最精致的餐桌。但有时夫人也不知道总统是否真的如此热衷于美食，因为总统总是狼吞虎咽。
亨利·福特宣称，失业保险只会加剧失业。他的这个逻辑被认为无懈可击。《财富》杂志一位思想前卫的编辑解释说，企业应该拒绝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原因是引入任何非经济因素都只会破坏自由市场的良性运作。
对于经济危机引发的暴跌，胡佛的第一反应是把它当作一种心理现象。他选择了“大萧条”这个词，因为它听起来没有“恐慌”或“危机”那么可怕。1929年12月，他宣布“情况基本好转”。三个月后，他说最坏的状况会在60天后结束。1930年5月底，他预计经济会在秋季恢复正常，然而市场在6月全面崩溃，他却告诉为公共工程项目请愿的代表们：“先生们，你们晚来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
总统被直戳痛处。现在他的身上开始表现出身处困境的总统们最不祥的特征，正如总统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他回忆录里记录的，胡佛开始认为一些批评的出发点是“不爱国”。
1932年8月，一位《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询问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前是否出现过像“大萧条”这样的时期。他回答说：“有，持续了400年的黑暗时代。”如果视此为灭顶之灾，未免夸张，但这两个时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没人清楚人民为何受苦受难。
有人笼统地将其都归咎于“时势”，这是胡佛为了逃避责任的说法。其他人将“大萧条”与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混淆，“‘大萧条’ 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过城”，或者他们会说“我去过，但是那是在‘大萧条’之前”。
虽然数百万人陷入了非常凄惨的境地，但可以确定他们并非咎由自取，社会工作者们再三强调失业者们忍受着自责的折磨。“我已经超过两年没有稳定工作了，”1932年2月，一个被房东赶走的人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我到底怎么了？我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大量的货物产出明确需要消费者购买力的相应提高，也就是说，需要涨工资。但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在1929年这个黄金年，据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计算，一个家庭年收入要达到2 000美元才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超过60%的美国家庭在这一水平线下挣扎）。总之，购买力完全赶不上商品的产量增长。
信贷经纪人四处贷款，股市终于不堪重负而崩盘，推销员经手的百万宗小商业交易款就此打了水漂，因为这些推销员敢卖任何东西给那些无偿债能力的人。
上一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那以来，美国的工业化程度使得回归农场已不可能。胡佛恰好在灾难前夕当上总统，这本身就是自讨苦吃。时任商务部长的他一心只关注生产力，却毫不关心缺乏购买力的危险。他卸任总统以后很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边只有几千人却享受了绝大部分的生产成果；另一边超过20%的人，却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
然而，事实上所采取的措施反而使之下滑得更快。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得不维持价格，于是销量下滑，因此只好用裁员的方式削减成本，导致这些失业者也丧失了购买力，使销售进一步下滑，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裁员，引起购买力的全面收缩。结果，工人的贫困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反过来，农民的贫困又加剧了工人的贫困。“任何一方都没有钱购买另一方的产品。”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证人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证实，并解释了此恶性循环，“因此，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自从1720年英格兰南海公司破产，“南海泡沫”一词一直被用来形容注定的商业风险。泡沫肯定会破裂，南海股票已经下跌到峰值的13.5%。但随后反弹，该公司又得以存活了80年。
主板上市的股票价值相当于1929年的11%。
部分行业得以蓬勃发展。避孕药行业一年赚取了2.5亿美元（事实上那时的青年为人父母之后，很自然地就遗忘了这个事实）。超过一半的人每星期去看一次电影（成人25美分，小孩10美分）。吸烟者的数量每年都会增加，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家荣华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收音机迅速普及。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蓬勃发展起来。
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穿着整洁离开家的年轻律师可能已经不再是律师，而是在一个偏僻的街区上门推销廉价领带、杂志、吸尘器、电压力锅或二合一鞋油等。他可能换掉他的衣服，去城市的另一边乞讨，或者已成为数以百万计的求职大军中的一员，看着他的孩子食不果腹，只能在夜里与失望抗争。长期在大街上晃荡的人也学会了一些生存的窍门。例
人们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外过夜，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可以排在队伍的最前面。一个阿肯色人步行了900英里找工作。人们简直是在“买”工作。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一个招聘机构里，5 000名求职者争抢300个岗位。
有人在华盛顿州的森林放火，这样他们就可以受雇帮助扑灭大火。
苏美贸易公司是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交易机构，每天会收到350份美国人想定居苏联的申请。有个最令人难忘的情景，苏美贸易公司贴出广告要招募6 000名技术工人，却有10万人前来应
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这已将近总人口的28%，像其他所有研究一样，该统计尚未包括美国1100万在农村地区忍受饥饿的农户。
一马车的燕麦买不到一双4美元的托姆·麦克安低质鞋。一马车的小麦可能刚好够，但抵押的利息是每英亩3.6美元，加上其他税1.9美元，种植小麦的农民每英亩亏损1.5美元。
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取暖，数以百万计的城里人连这足以击垮农民的低价都难以承受。
1932年爆发了多起殊死搏斗的罢工，全部以失败告终。矿工每月收入10.88美元，还要受检量员的摆布，被迫以高价在公司的商店购物，一旦他们反抗，国民警卫队带领的资方武装队伍就会实行血腥镇压。矿工联合会势单力薄，除了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厚道的雇主在这种竞争中是无法生存的。需要福利救济的人越来越多，总统还是不肯给予他们联邦政府的帮助，“大萧条”时期第4个冬季来临时，救济开始瓦解。
一名参议员公开呼吁，要用一两天的工资维持一个星期，工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我支付工资，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工人的需求为基础，我以效率为准。就个人而言，我上教堂就尽了社会福利责任。”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
1930年以来，州政府和市政府财政一直呈现赤字状态。约90%的市政收入来自房地产税收，就“大萧条”时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产的估价高得令人觉得可笑。如果房东持有建筑物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应该缴税，他们的房屋能否产生收入却与法律无关。
所以，即使他们的租户是靠市政救济度日，没有办法支付租金，房东也要尝试各种方法拿到租金。刚开始时，他们愤怒地将身无分文的租户赶出去。在纽约，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租户被赶出来；在费城，许多家庭被赶到大街上，小女孩们就此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叫“驱赶租户”。
出租屋空出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得这些拥有房产的人遭到咒骂，同时留下未付税的票据。
地方政府已破产，而社会又普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贫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济变得极其困难。为了加大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在考虑申请救济之前，人们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财产，取消保险，借贷无门，并且提供材料证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已破产。即使这样，在许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没有小孩的夫妻也不会得到任何救济。
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一定要有人担保支付费用，才肯接收病人。一个孩子需要手术，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证支付1000美元后再进行。
通常，公务员和领救济金的人是无法区别开的，因为两者的资金来源相同。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有权者会想办法给警察提供体面的制服，因为那时社会治安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可是教师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他们是政府税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
没有教室，课桌摆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动房屋里和铁皮棚里；美术和音乐课被取消；同一本教科书，一学期这个班用完传给下一个班，直到变得又破又脏，满是破损和缺页；教室变得越来越拥挤。最后，连教师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932年，因为资金短缺，全国超过30万儿童辍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师只好“借住”在学生家里。
芝加哥学校的故事是“大萧条”时期的一段佳话。因为不忍看到50万儿童辍学在街上流浪，当地教师们每天拦过路车上班，“薪水日减”也坚持上课（到1932年，他们只收到了过去13个月中5个月的工资），政府发的临时欠款凭证要“大萧条”过后才能兑现，甚至芝加哥的银行家不肯兑现，教师还是接受了。可是我们看到，市政府竟有资金举办1933年世界博览会。
1000名教师被解雇，那些仍然留下来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 400名教师中，759名居无定所。他们以自己的保险担保借了112.8万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万美元。虽然他们自己都很贫穷，却还是用他们空瘪的钱包养活了1.1万名学生。
20世纪30年代初，没有人叫警察是“猪”，即使他们不得不受命破坏罢工，众所周知，他们和纽约大街上被剥削的工人一样。[3]1930年以来，这些巡逻警察经常在最贫困的街区发放救济品。捐款来自城市的公职人员，包括他们自己都贡献出个人工资的1%。学者卡罗琳·伯德指出：“公开承认贫困应由官方承担责任还是第一次，但承认的并不是管理层，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穷人中的公务员。”
大萧条”的牺牲者就在教室里。在可怕的1932年10月（总统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里超过20%的学生营养不良。
教师建议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儿东西，孩子回答说：“我不能吃，今天该我妹妹吃。”一个小男孩向访客展示他的宠物兔，男孩的姐姐低声说：“他认为我们不会吃掉兔子，但我们会。
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29人被活活饿死和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胡佛从来没见过人们遭受的痛苦，但卸任后就不得不领教一下了：他在洛矶山脉区钓鱼时，一个本地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屋里有一个死于饥饿的孩子和7个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
1932年，富裕的美国人把垃圾施舍给极度饥饿的农村同胞，就认为是行善。
托马斯·沃尔夫常在纽约公共厕所和那些可怜的人交流，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听他们讲述痛苦的遭遇。然后，他沿台阶走上20英尺，眺望着“在如此寒冷的冬夜，曼哈顿灯火辉煌。伍尔沃思大楼就在不足50码处，再远点儿的地方往下就是华尔街银色的尖顶，钢筋混凝土之下就是大银行。这盲目的不公平似乎是整个经历中最残酷的篇章，因为在那里，寒冷的月光下，几个街区开外就远离了这人间的不幸和苦难的深渊，照亮了权力的巅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深锁在那里”。
1932年，美国65%的工业产值由600家企业创造，全国1%的人口拥有全国59%的财富。
芝加哥男子塞缪尔·英萨尔担任了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共事业“帝国”有150家公司，拥有5万名员工，为325万名客户服务。1932年元旦，他的证券价值超过30亿美元。失业者们在威克大道地势较低处点燃柴火取暖，抬头看着高高在上的英萨尔办公楼，向记者感叹道为什么英萨尔不能帮他们。
英萨尔不能帮忙，因为他自己也遇到了难题。他的控股公司的金字塔快要坍塌了，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许多教师）惊恐地得知，英萨尔股票已下跌到1931年价值的4%。英萨尔慌忙地试图挽救，用36个保镖日夜保护自己，但在4月，他的两笔投资信托基金申请破产管理，到6月，他欠下6 000万美元的债务逃往欧洲。库克县大陪审团对他提起公诉。为瞒天过海，他在巴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自己却从后门溜出...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对外催促那些不愿意履行税务责任的人，对自己则用另一套标准。梅隆要求美国税务局总局局长为他编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描述了12种逃税方式，国人对此深感震惊。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对外催促那些不愿意履行税务责任的人，对自己则用另一套标准。梅隆要求美国税务局总局局长为他编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描述了12种逃税方式，国人对此深感震惊。财政部指派了一位税务专家查办梅隆的个人所得税，发现梅隆采用了专员的5条建议，包括虚报礼物和将损失入账等，从而达到偷税的目的。
乔治·索克思写道：“这个国家的昔日领导者已逐渐让人丧失了信心。”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谈到股票操纵案时说：“和这些事实一样，我相信凡是做股票，背后都是一样肮脏的故事，因为这就是一个大染缸。”市场大亨约瑟夫·P·肯尼迪总结：“人们本以为领导美国各大企业的人个个诚实可靠、道德高尚，但如今这一信念已经彻底破灭了。
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阿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当时波默林口袋里只有98美分，在他去宣誓就职的路上，十几个乞丐向他乞讨。
这样批判复兴金融公司就像批判梅隆一样，会激起麦克阿瑟将军之流的粗暴反应，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罗斯福是当时两党人士中唯一一个提出以改革的方式帮助国家走出困境的领导者，但自由派针对他的谩骂尤为严重。
史密斯的代表们拒绝民主党一致支持罗斯福，四处撕毁罗斯福的海报。威尔·罗杰斯评论：“啊！今天他们是民主党人，他们在混乱纷争中对战，据理力争，不断分裂与言和，这就是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其他评论家说的还没有这么委婉。海伍德·布鲁恩嘲笑罗斯福是“混乱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中见缝就钻的候选人”。
如果对天才的定义是一个有超凡能力、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和事物的人，那么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是合格的。
他最喜欢的表演之一（他一直是一位演员）是让参观者在没有文字的美国地图草图上任意画一条线，他就能说出这条线贯穿的几个县的名称。
美国人对于两大政党高度不满。威尔·罗杰斯总结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如果有可能，他们想给所有人投反对票。”
像福特汽车这样的公司，实际上已通知其员工“为了防止时局进一步恶化，也为了使之变得更好，胡佛总统必须当选”。但很显然，员工没有听从老板的指示。此外，还曾有一些来自共和党的“逃兵”，最著名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